近来，国务院正式批复在苏州、宁波、合肥等9座城市新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这是继2021年第二批试点城市公布以来的首次集中扩围。其中，长三角区域独占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合肥6席，成为全国服务业开放试点最为密集的区域。从2015年上海率先破题，到2020年南京、杭州加入“试验田”，再到2024年苏甬合三城新入列，长三角的服务业开放试点已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联动和梯度共建的新阶段。

扩围逻辑：从“政策单点突破”到“制度系统集成”

2023年，服务业已占中国GDP比重超54%，但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仅为18%。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占比普遍超过20%。这种“总量扩张”与“效率滞后”的结构性矛盾，倒逼中国必须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服务要素的跨境流通效率。

本轮试点打破早期聚焦一线城市和自贸片区的局限，呈现两大鲜明导向：区域均衡性与功能互补性——9 个新增城市覆盖东中西部、沿海与内陆，苏州（制造强市）、宁波（港口枢纽）、合肥（科创高地）的加入，恰好填补了此前“沪宁杭”组合中“制造支撑不足、内陆联动欠缺”的功能缺口。

由此可见，试点扩围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纳入统一改革框架，推动从“政策单点突破”到“制度系统集成”的跃升。上海的规则对接经验、南京的科创服务开放、杭州的数字治理方案，叠加苏州的制造服务化转型、宁波的口岸服务贸易创新、合肥的内陆开放机制探索，进一步形成覆盖“制度设计—要素流通—规则对接”的全链条开放模式，为全国服务业开放探索可复制的“区域协同范式”。

三城样本：差异化定位下的开放路径探索

苏州：制造强市的“服务化转身”

苏州是全国外向型制造最典型的代表之一。2024年，苏州GDP达2.67万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4.7万亿元，但服务业占比52.4%，低于同能级城市平均水平。

此次试点为苏州打开“制造+服务”深度融合的政策通道：一方面，依托工业园区1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集聚优势，探索高端服务外包、研发服务国际化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直面数据出境审批、跨境人才引进等“制度瓶颈”——目前相关事项仍需省级以上部门层层审批，亟待通过地方治理权限“扩容”实现改革突破。

宁波：港口城市的服务贸易“破冰”

宁波的服务业开放逻辑深植于其港口经济。2024年，宁波舟山港共完成货物吞吐量超过13.7亿吨，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同时，作为全球最大口岸型跨境电商集聚地之一，宁波202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024.9亿元，同比增长7.67%，其中离岸服务外包、航运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业务快速增长。

以此为基础，宁波此次试点重点围绕“港口经济服务化”展开：在跨境电商领域，率先推行出口前置仓“次日通关”监管机制，将通关时效压缩50%；境外布局334万平方米海外仓，占全国总量的1/6，持续构建覆盖全球的物流服务网络，为服务贸易“走出去”提供重要支撑。

合肥：内陆科创高地的制度型外溢

合肥的优势在于其科创资源集聚与新兴服务需求旺盛。作为中部科创枢纽，合肥2023年研发投入强度达2.69%，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对科技服务、国际教育等高端要素需求旺盛。依托中科大先研院、合肥先进计算中心等平台，合肥已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生态，但优质科创服务仍以“本地循环”为主，尚未实现跨区域制度性输出。

本次试点为合肥提供了破题契机：通过探索科技成果跨境转化、国际人才执业资格互认等机制，推动科创资源从“物理集聚”向“制度赋能”升级，为内陆城市突破地理限制、参与全球服务分工提供样本。

六城联动：构建制度型开放的“长三角生态”

当前，长三角六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已初步形成“功能错位、优势互补”的试验格局：上海聚焦国际规则接轨，杭州专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南京发力科技服务开放，苏州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宁波探索口岸型服务贸易，合肥则聚焦内陆开放机制突破。

在此基础上，“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开放创新联盟”推动试点协同细化。沪苏浙皖已联合建立“数据专题合作机制”，探索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规则；南京、合肥共建合作产业园，推动科研“飞地共享”；医疗“一卡通”覆盖超千万人口，优质资源实现跨城流动。六城在空间布局、产业基础与制度定位上各有侧重，同时在试点中强化互补协同，共同构建起制度型开放的“长三角生态”。

然而，随着改革深入，城市间制度平台和要素配置能力的差异和矛盾也在逐渐显现。例如，上海凭借自贸区及相关特殊政策授权，率先在金融开放、数据跨境等关键领域取得制度突破；而合肥、宁波等地由于缺乏国家级制度性平台支撑，部分改革事项需逐级报批，落地周期长、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上海的数字贸易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量近三分之一，而苏州、宁波等地在高端服务出口方面仍显薄弱，服务外包、知识产权、数字金融等关键供给高度依赖上海，地方服务生态体系尚不够健全。

因此，推动区域联动与梯度共建，成为制度型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三省一市应在尊重城市差异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制度层面，可共建“政策互认清单”，推动上海自贸区税收优惠、宁波“次日通关”等成熟经验向苏皖腹地延伸，降低跨区经营壁垒。要素流通上，需强化科创、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速区域从“物理聚合”向“化学融合”升级。

更深层突破在于区域性制度标准的共创。六城可尝试联合申报“服务业开放综合改革试验区”，率先在数字贸易、绿色认证等领域建立统一规则，既可打通城市间制度堵点，也能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探索路径，释放更大的“系统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