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因世界经济低迷、国际制造业格局的变化、国内进出口疲软以及四万亿释放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越发严重，经济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各类政策在地方政府懒政庸政、部门利益冲突、政商关系重构、动力激励体系转换等因素的作用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失灵的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扩张的产业政策难以到位以及精英阶层的懈怠逐渐成为当前影响经济的核心根源，而越来越突出的内部矛盾和结构性问题成为了我国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

首先，我国供需矛盾升级，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一方面，我国中低端产业占比较高，高精尖产业占比较小，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高，新型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小是不争的事实，出现了制造业通缩，高度过剩的产能难以消化，旧供给难以满足新需求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过去以“投资率高、对外依存度高、消费占比小”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受到了冲击，表现为：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投资增长有限，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二是进出口出现“衰退式顺差”，增长持续疲软，主要源于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同时，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也使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三是消费难以在短期内提高，消费结构也亟待调整。从2015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我国新型消费和新型消费业态增速依然迅猛，但部分传统消费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以上形势都要求我国在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重视供给侧的管理。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问题突出。从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数据看，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凸显。在全国经济增速整体回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而部分省市却出现了塌方式的质变。同时，不同区域的政策倾向性和完整性也不同，这将直接引发这些区域政府运转发生变异，导致基层政府功能失灵的现象。另外，我国人口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分布都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城镇化率还有待提高。针对区域结构问题，未来政策应该更加偏向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

最后，资源占据、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重视不够，致使经济中相对高端的产业偏少、资源消耗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看，依靠的主要是以信息业为核心、“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长足发展。所以，增加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投入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另外，“僵尸企业”对劳动、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占据，所导致的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也需要重视。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外，我国还存在着城乡收入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等，并面临着各种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加剧，表现出的产能过剩、转型停滞省份陷入持续的低迷、传统制造业陷入长期困顿等亟待解决，这就要求与需求侧管理协同的供给侧管理策略逐渐实施。

总的来说，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作者：刘元春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12月下）

新的有效供给不足日渐凸显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改善了，消费需求从以前的“吃得饱、穿得暖”，转变为“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穿得暖、还要穿得美”。低端产品被自然淘汰，而高质量的产品大受欢迎。在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出国日益频繁。国人每年大约一亿人次出国旅行，每人平均在海外购物额超过5000美元，其中，很多人是到国外采购中国生产或应该能够生产的产品。比如，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新西兰买奶粉，去荷兰买剃须刀，去美国买成衣。又比如，我国的各类养老需求巨大，但高质量、可靠的养老服务机构却奇缺。城市化的加速使人们对公共交通和环境治理的需求急剧上升，然而公交系统太拥挤，雾霾又成为了危害公共健康的重大挑战。

当前，虽然传统的短缺现象不复存在，但新的有效供给不足日渐凸显，结构性矛盾突出。应当从供给一侧着手，改善供给的有效性，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增强医疗、养老、教育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这需要从根本上激发企业活力，鼓励投资和创新，化解结构性矛盾。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长期粗放式发展的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缺乏，而且企业盈利下降，债务风险上升。全部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58.3%已上升至2015年11月末的66.4%，其中中央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56%上升至2015年11月末的67.7%。债务风险和通缩相互作用，导致经济持续下滑，不良资产积压，传统行业的生存举步为艰，大量僵尸企业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源。

以往，宏观调控更多地采用货币政策，通过总量调整来激发短期增长。然而2015年以来，央行已经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人民币，但经济颓势难改。无论是2009－2010年的“四万亿”，还是目前“精准投资”，均收效不佳。这表明，中国经济中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且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生性的问题。对总需求进行管理的刺激性政策对前一种情形短期内有效，但对后者尤其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却束手无策。因此，应该及时转变思路，从总需求管理转为对供给侧调整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重新激发创新的活力。

作者：曹红辉熊文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12月下）

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理由之一：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

同时，出口从2008年以前的动辄增长20%以上，变成2014年的增长6.1%，再到2015年前10个月的-2.5%；投资增速也逐年下降，自2008年前的20%以上变成2014年的15.7%，再到2015年前10个月的10.2%；消费增速从2008年的22.7%，变成2014年的12%，再到2015年前10个月的10.6%。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需求管理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理由之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

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超过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理由之三：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是吻合的。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改革也正是要推进这些改革，故推进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理由之四：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理由之五：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但国内有效需求最终决定于各主体的供给能力。

多年来，我们在扩大内需中主要采取了通过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政府的投资需求、通过提高工资或收入增加个人的消费需求、通过消费信贷和消费刺激政策扩大企业和个人的消费需求、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等措施。所有这些措施确实是直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有效措施，但企业和个人有效需求的扩大最终是由其供给能力决定的。

原因在于：虽然需求对供给有重大影响，但各种主体(个人、企业等)的各种有效需求都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其供给能力。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措施，是通过减税而不是提高税率，不断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有效供给能力或竞争力。

理由之六：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决定一国的竞争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一国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更为重要，因为：如果一国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提高了，即使国内需求没有扩大，也会保持经济增长，因为供给能力提高的企业和个人会开拓外需市场，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赚外国人的钱。反之，如果一国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没有提高，即使国内需求扩大了，也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在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扩大了的内需市场很可能会被国外的企业所占领。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主要不是内需，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才是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内需不足可以开拓外需，外需总量一般不存在不足，只存在国内供给竞争力不够和供给适销不对路。若某种产品出现外需不足，则证明这种产品必须尽快淘汰。生产能力过剩，不能归咎于需求不足，而应归咎于生产能力没有适应新的市场需要和对结构变化的不适应。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5-12-18）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涵

供给侧改革是相对需求侧管理而言的，主要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企业长期创新活力，注重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纵观经济思想史，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美、英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滞胀，走出衰退。

过去二十多年来，“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人们耳熟能详。“三驾马车”指的主要是需求侧，与其相对的是供给侧，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决定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促进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生产领域等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促使资源转向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供给侧改革既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也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领域的要素升级，还包括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园区、科研院所、创新型政府管理等创新。同时，通过减税、简政放权、扩大市场准入等措施，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善经营环境。最后，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新服务。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第12期）

理解供给侧改革要避免几个误区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

　　二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意图是，通过针对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将改革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包括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创新、制度等。其实，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也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网 2015-11-21）

供给侧改革也是制度改革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通过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其中主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对供给侧改革的具体部署上，会议提出要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线。它们包括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上打出一套“组合拳”。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着力补齐短板等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措施中，有些是过去所强调和使用的，有些则是过去不太采用的，比如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本是市场经济化解过剩产能的两大有效手段，但鉴于它们引起的社会震动太大，在旧常态下，化解产能过剩主要还是用行政手段限制投资。此次要求发挥市场的出清作用，淘汰僵尸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转向。用一些经济学者的话说，周期性调整和结构调整，如果没有一套退出机制，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官方的信贷或地方政府的保护得以延续，最终周期性调整和结构调整难有突破。因此，在建立新周期、新结构的同时，要剪断与旧有结构和格局之间的“脐带”。事实上，经济困难客观上也为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提供了一个好时机，关键是政府要转变观念。

降低企业成本也一样。过去讲降低成本，一般指降低融资成本，在经济处于周期性调整的新常态下，融资成本当然还要继续削减，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方面为企业减负。此次会议的突破之处，就在于在上述方面提出了一套组合拳，这有助于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给企业以更多发展自主权，实现轻装上阵。

经济发展遭遇压力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确的改革思路和推进改革的决心。改革思路包含制度改革在内，因为没有制度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放权让利，给人们和企业自由选择的市场权利，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着制度改革的成分。故而，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还要从制度层面来看，它也是一种制度的供给和创新。说到底，中国经济目前陷入困境，是旧有制度无法使它们将经济潜力释放出来。因此，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一种新制度的供给，将被旧制度钳制的企业活力和社会活力释放出来。当企业和社会的活力因供给侧改革而被激活后，社会和经济繁荣将会再次出现。

作者：邓聿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5-12-23）

决定改革成效的三大因素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作者：徐立凡

（来源：《京华时报》2015-11-16）

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和影响

“供给侧改革”踩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点子上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政府、学者和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其一，中国依靠外需的时代已经过去。去杠杆是世界经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主旋律，而且即便外部需求复苏，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也大为下降，因为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更不发达国家“制造业崛起”的双重挤压，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注定风光不再；

其二，中国民众的消费需求已经升级。改革开放的前30几年，在旺盛的外需和内需的作用下，只要产品造出来就不愁没有市场，但现在不同了，国内初级消费市场已经饱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品质化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新时代，消费需求的升级必然倒逼生产供给的升级；

其三，中国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锐减。不论是在公共建设领域，还是在私人投资领域，扩张性投资的效率和边际收益都远不如以前，继续以投资需求（不管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刺激的投资需求）促增长既不合算也不可持续，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改进投资的方式和投资的主体。

不过，很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习惯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办法来“稳增长”，今年也是如此。一月份，在43号文件的约束下，各地方政府还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可如今显然已经找到了新活法，那就是依靠地方债和PPP。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经济的冬天暂时已经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望期也即将结束，但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危机和矛盾再一次被后延，而且日后恐会加倍清算。在此关键时刻，“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是真正踩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点子上。

作者：赵晓

（来源：财经网 2015-11-26）

“供给侧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新信号

信号一：在供给侧上做文章意在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宏观政策在需求侧还是在供给侧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侧重。

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其实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后产能、减轻企业税负等，只是现在这方面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未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也还要做，投资方面还有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的投资不足，消费方面还有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出口方面还有服务贸易出口仍有很大潜力，扩大内需也大有潜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提法既抓住了当前问题的重点，又是全面均衡的。可以预期未来经济工作的侧重点、发力点有所变化，将更加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

信号二：“靶心”对准新常态下经济新的突出矛盾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此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恰恰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未来可以大有作为。

“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分析，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信号三：更多力促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举措将发力

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

“这次强调的是在供给侧用结构性改革做大文章。”迟福林指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

迟福林举例说，中国服务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都是注重鼓励工业发展的，服务业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下一步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税负等结构性改革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大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同时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中国经济在优化结构中实现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来源：新华社 2015-11-25）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于以住。这不仅是在“十二五”即将收官、“十三五”即将开局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而且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既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有指导意义，也对整个“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基本的铺垫。

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以前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任务中，不乏隐含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意，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等，但这样明确提出并具体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属首次。

可以认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将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轴。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来取得了令人注目在成绩，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毋庸讳言，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最直观的现象就是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当前的中高速增长；而且，由于外部需求的持续不振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饱和及投资需求刺激弊端连连，造成一段时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这一现象，表面上看是经济增速放缓，其深层次的含义是以往惯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该到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将其明确为“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从战略层次上，预示着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将有实质性的变革，另一方面，从战术层次上，也着眼于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具体部署。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总的来看，就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部署的重点内容。其中，去产能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产能过剩，除了市场机制的自发盲目性原因，也与前段时期为拉动经济增长而不适当的宏观刺激政策导致资源错配有关。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经济发展更有质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放在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要求“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促进存量调整、优化，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以结构性的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既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速，为改革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又要放眼全局和未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经济发展的底儿。相较于需求刺激，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不小的情况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度大、任务重，当需主动有为、全力以赴，并取得积极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增速为配合，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取得合意的效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在统揽经济社会工作全局的条件下，正是立足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这寓意着，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以此拉动经济增长，也是当前及今后重要的经济工作任务。只不过，这种总需求刺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或引发新的需求，是一种更高水平上的总需求刺激。否则，低水平的总需求刺激，难免会走上过去重量轻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老路。

简言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达的信息，是明确要求我们应从过去侧重于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并重，并适当加大供给管理力度的方向转变；而后者，则是走出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局面的必由途径。

作者：张德勇

（来源：中国网 2015-12-25）

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和难点

供给侧改革的四大路径

产业层面：减产能加快企业并购重组

在中国供给学派的经济专家来看来，“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这种短缺不可能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

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在减产能方面有实质性的操作。

调控层面：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所谓“供给端管理”的核心思想，就宏观政策的调控而言，供给调控方式更倾向于稳定货币供给，减少政府赤字，让经济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中复苏，从近两年政府的经济改革系列政策来看，也正是其主要内容。

历次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资源配置违背市场规律。通过刺激总需求产生的经济增长往往“有量无质”，伴随着高杠杆、高通胀等风险，因而难以持续。这导致扩张政策和紧缩政策频繁转换，资产市场波动加剧，经济周期不断缩短。

对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更多取决于结构改革，目前政策已经非常宽松，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财税制度：不是单纯减税而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从供给侧进行宏观调控，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减少税费。

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较高，尤其是最近几年取消了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实际税负出现上涨。周天勇坦言，税负太高，主要表现在宏观税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18%-25%比较合适，现在我国达到34%，几乎和发达国家接近，但是却没有提供像发达国家那么好的福利，而且这么高的税负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三公”支出上，没有花在民生上。此外，现在的税收结构中，大量的是间接税、流转税，主要是向生产经营环节征税，包括消费税都是向企业生产环节征税，直接征收的税很少，这样就影响创业，对创业、增加就业不利。

资本层面：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总需求管理产生了诸多弊端，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货币政策量价都已经比较宽松，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有待提升。金融系统应当充分发挥对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大力提高资本供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不少专家认为，需要加快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理顺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传导的机制。需要按照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要求，改进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考核，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供给学派指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在各个要素中，资本的作用最为重要。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框架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而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则立足于资本供给的改善。

作者：许岩

（来源：《证券时报》2015-11-23）

供给侧改革的六大着力点

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以下六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继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核心和关键。

首当其冲的，便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此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释放供给侧动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

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因此，尽管目前实行全面减税似乎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针对居民个人、小微企业、成长性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更大力度的减免税，则是切实可行、迫在眉睫的。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为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改善国内竞争环境。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为此，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第四，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实现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改进产业政策设计，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

未来应注重强化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具体产业发展的内容，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应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五，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如今，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将改革重点放在着力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新的土壤，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六，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既要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要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一是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三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

作者：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来源：《证券日报》2015-12-19）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供给侧改革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需要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

作者：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来源:《华夏时报》2015-12-19）

供给侧改革重点还在创造需求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经济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市场意见讨论的内容，依然只是对以往的转方式、调结构换了表述方式而已。

在笔者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目的，无非是要使得中国经济供给形成一个不同于目前的供给源头。应该说，这找对了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问题之道。但是，这一供给最为关键之处，是能够创造市场需求的供给，否则，依然会回到产能过剩或是等待政府刺激的老路。

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或者说处于低迷状态，需求不足仍然是问题所在。只要有了需求，产出就会增长。而需求可来自于三个方面：企业创造即市场内生、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需求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和出口。而目前，出口需求大为萎缩，政府投资自然又成为可供考虑的选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实现的。这样的经济增长，其周期会越来越短，不仅很难持续，效率也是低下的。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或说由企业来创造。当然，并不排除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但这只能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选择。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曾经被凯恩斯批判，他进而创立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这成为政府刺激政策的依据。但我们必须要看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是市场经济的主旋律，也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石。而政府的干预政策只能是补充，是在市场偶发失灵时候的选择，它不能替代由供给自动创造的需求即来自于市场的内生需求。一个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

目前，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是被动地适应市场需求，即市场提出需要什么产品或服务，企业随之做出反应而生产出来。这样的需求更多地来自于外生，比如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给钢铁、化工、建材等企业提供市场，进而又带动消费品市场的需求；比如国外企业给我国出口企业下订单，这些企业才能开工生产。这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特征，也是我国经济增速起起落落的根源。

要改变这种局面，企业必须要由被动地适应需求转变为能够创造需求。此时的市场虽然并不存在某种意愿需求，但企业通过市场研判，开发出相应的产品，当它投放市场时能够带来相应的需求。显然，这样的需求是由企业创造出来的。

以往的商业模式是，市场告诉企业，它需要什么，企业进而生产出来；现在则是，企业告诉市场，你需要什么，我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你的需求，而这样的产品或服务对于需求者来说原来并没有想到甚至没有什么概念。如美国苹果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系列产品就是创造市场需求的最佳案例。

因此，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企业必须要有创造市场需求的能力，不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增长就无法摆脱依赖政府投资刺激的状况。

然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创造市场需求的能力还比较弱，在外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增长，政府的刺激政策难以避免。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刺激政策只能是一个引擎，我国的企业必须要尽快地培育自己能够创造市场需求的能力，这才是中国市场经济能够持续而有效率运行的根本所在。

作者：许保利，国资委研究中心

（来源:《新京报》2015-12-03）

国企是供给侧改革的最大难点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0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8806.6亿元，同比下降9.8%。其中，中央企业13530.7亿元，同比下降11.3%；地方国有企业5275.9亿元，同比下降6%。而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继续处于亏损状态。煤炭价格跌成了白菜价，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主营业务亏损则高达720亿元。

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在利润下降的同时，财务费用却在不断上涨，就是说，很多企业都是在依靠杠杆艰难生存，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就会给整个行业的稳定带来严重冲击和影响，甚至引发区域性、行业性金融风险。

国企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并不稀奇。从这些年来国企在发展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思路来看，就已经为今天问题的发生留下了病根。以钢铁行业为例，早在2003年，中央就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以解决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产能不仅没有压缩，反而涨了几倍。

而这些年煤炭、钢铁等行业出现的产能严重过剩现象，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出在国有企业身上，出在国有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盲目和无序，出在国有企业只讲数量和规模、不讲质量和效益上，出在国有企业只追求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上。

不仅如此，在整个行业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各大企业也是不顾大局，无合作意愿、协调意识，导致行业困难越来越大。

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毫无疑问，难点也在国有企业，在于如何让国有企业能够从过剩的产能中挣脱出来，从恶性竞争中挣脱出来，从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中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原则办事。

拿煤炭、钢铁两大行业来说，所出现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大面积亏损等方面问题，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在行业中所占比重过大所致。来看煤炭行业，在没有进行大规模整合、大规模国进民退时，虽然问题很多，特别是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但是，就市场供应来说，总体还是比较平衡的。原因就在于，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依据市场规律进行开采。一旦市场平衡，开采的频率也就比较低了。整合以后，由于国企比重大大提高，按理应当生产的计划性更强。可是，面对煤炭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政绩冲动，多数企业都采取了快速扩能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能就扩大了很多，以至于在市场需求出现萎缩时，谁也不愿减少产量。

也正因为如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对国企进行改革，把国企带给供给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把僵尸企业问题解决好，就成了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只要国企在供给侧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反之，国企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所有制企业问题的解决。

而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最根本的手段还是改革。应当通过改革，先将企业交给市场，然后再由市场决定去留。而不是指望依靠地方政府的觉悟去解决国企的去留问题。这也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绝不能满足于就改革谈改革，而必须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用创新思维去指导改革，不然供给侧改革是很难向纵深推进的。不仅是产能过剩，包括创业、创新、增强企业活力、增加有效供应、提高供应质量和效率等，都可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在研究供给侧改革问题中，一定要将国有企业作为重点的重点、关键的关键，放在最突出位置，提出强有力的改革办法与措施，确保国企不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阻力，不给供给侧改革拖后腿。

作者：谭浩俊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5-12-07）

供给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供给侧改革改革的经验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在江泽民和其他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和配合下，大刀阔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当时，国内还没有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但是，朱镕基的某些改革举措算得上货真价实的“供给革命”。

朱镕基面临的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他不仅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得对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实施改革和重组。朱镕基还加快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并力促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这些改革，在改善供给端微观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影响深远，国内外有大量研究可以证实这点。然而，这些改革更具有基础性，旨在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虽然也是在供给端着力，但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供给经济学的专有词汇，供给学派推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乃至取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侧管理。众所周知，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是调节宏观供需失衡、熨平经济周期的利器，因而，供给侧改革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是为解决短期经济周期问题而生的。“里根革命”想做的就是这类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失败了。它证明里根的减税和去管制等改革举措，并不具备供给学派宣传的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能力。

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止一次上演了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好戏。可以说，里根的“供给革命”未免夸大，而中国的“供给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朱镕基1998年担任总理后，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绝佳案例。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发动竞争性货币贬值，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形成强烈冲击，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速连续两年跌破8%。那时，社会各界普遍预期中国以后难以再现高增长荣景，增速只会越来越低，悲观气氛跟当今中国有些类似。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该通知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将探索了十多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入收官阶段。这项改革的震撼力如今已被我们所认识：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2005年后，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突然大幅度增强，而政府又开始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暂时有所减退。

90年代中后期，政府曾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定性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严厉压缩其基建投资规模。没想到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强势启动，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突然从过剩变成短缺，价格连年暴涨，居然成为新世纪初叶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产业。2000-2007年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这段黄金期至少前半段的首功当推房地产业。

中国此前存在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的扭曲性制度安排，笔者曾在一篇名为《供给抑制政策下的中国经济》（2014年《经济研究》第7期）的论文中称之为“供给抑制政策”。该政策的含义是，中国居民存在着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但是，在各种限制性制度下，商业资本却难以进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领域，潜在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福利分房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抑制政策。1998年之前，中国城市居民并不缺乏购房需求，而是低效的行政供给体系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化改革为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来供给住房扫清了障碍，潜在的住房消费需求立刻就被激活。这一市场体量庞大，政策松绑很快解决了中国90年代末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实，1998年之前，中国也不乏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案例。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轻工业产品普遍短缺，而政府主导的国有工业体系却无力供给足够的轻工业产品。于是，政府放开准入限制，大量的乡镇、私营、外资乃至地方国有企业纷纷涌入轻工行业，相关产业立刻出现供需两旺的繁盛景象，这是理解中国80年代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逻辑。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供给抑制政策得到纠正和革除的进程并不一样。在供给抑制政策基本消除的领域，商业资本大量涌入，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在其他依然受制于供给抑制政策的领域，产品供给则严重不足，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针对那些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可以快速释放有效需求，并通过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产生需求放大的乘数效应，最终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数次实施成功的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经验。

作者：徐朝阳

（来源:财新网 2015-12-14）

国际经验的总结与借鉴

美国经验：里根经济学。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失效。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通胀率高达 13.5%、失业率达 7.2%，而经济增长率仅-0.2%，深陷“滞胀”泥淖。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税率过高、限制进入、价格管制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凯恩斯主义“神药”失效，复苏亟待新“药方”。减税刺激生产，里根经济学破局。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经济回归繁荣，“大稳健”时代来临。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但也提高了美国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债务。但总体看，里根经济学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英国经验：撒切尔主义。滞胀叠加结构问题，经济陷入衰退。70-80 年代的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淖，零售价格同比一度飙至 25%，GDP 增速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撒切尔强推改革，国企私有化增效。撒切尔 1979 年上任首相后，首先采纳了货币主义的观点，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同时采用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触底反弹，长期稳健增长。经过改革，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触底反弹，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撒切尔的结构化改革被认为“挽救”了英国经济。

经验总结与借鉴

为了解决80 年代的滞胀问题，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均采用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也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尽管中国当前所处时期和面临的形势和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突破凯恩斯主义稳增长，大刀阔斧地供给侧改革。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都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大胆突破。70-80 年代的石油危机叠加英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造成高通胀、高失业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思想变得束手无策。因为扩张型政策会加速通胀，紧缩货币又会推升失业，无论哪种措施都很难解决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供给学派的观点“粉墨登场”。

中国当前虽然没有面临滞胀的局面，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亚于当年的英美。例如，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资产中，国有控股占比高达37%，但从今年三季度利润增速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表现最差，利润同比大降将近30%，而私营经济却依然保持8.92% 的负增长。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占用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却低效率的运行着，对经济构成拖累。此外，体制内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导致央行即使再“放水”，水也大都流向了国有及其关联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依然高企。这些都是供给端出了问题，单纯依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很难奏效的。

减税和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构建“小政府”。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精髓是经济上推崇自由主义，构建“小政府”。无论是减税，还是降低门槛、放松各种管制，都减少了政府的过度干预，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我国当前也存在政府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对民营企业开放程度低，且存在价格管制，此外企业税负过重，都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当然，我们也不推崇过度的自由主义，因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且要考虑社会公平性问题，需要“小政府” 来发挥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皆大欢喜”，需要有魄力的推动者。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是“伟人”级的领导者，但依然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步履维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相当于为私人部门提供挣钱的项目，而货币刺激相当于开着飞机直接“撒钱”，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且短期对经济见效快，受到各国政府的推崇。而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需要有魄力的改革者来推动。

作者：姜超

（来源：华尔街见闻 2015-11-26）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作者：徐立凡

（来源：《京华时报》2015-11-16）